咱们农民高贵呢！”

“我们像不像医生，他们说的不算，是农民们说的算！想想旧社会、想想以前的苦日子，那时候农民生病怎么办呀？啊？怎么办？”

“对，那时老百姓普遍没钱买药，农民如有发烧感冒，就吃一把谷子、喝一碗热水，回家被窝一蒙，出一身汗，就好了。如果得了重病，越拖越严重了，根本没钱去城里医院看，只能在家等死！”

桌子上有一些老大夫——年纪其实也不太大，五十多岁，这是第一批的赤脚医生。

1965年1月的时候，领袖同志批转了卫生系统给国家的。

各地以该指示为重大政治任务，迅速组织医疗队到农村、林区、牧区，进行巡回医疗。

当时领袖同志在听完卫生系统的工作汇报后很恼火，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占全国人口15％的城里人服务，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就是在这次工作汇报中，领袖同志做出了新中国农村地区医疗卫生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指示：

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从那之后，赤脚医生出现在农村的田间地头上，他们只受过初步的卫生学习，可是却能把基础医疗资源送到农民手中去。

他们不能治疗大病只能治小病，可是许多小病会拖出大毛病，有了他们，乡村地区的大病少了，人民的寿命延长了。

后来有人拿他们的医术不精甚至是庸医来抨击他们，可这些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农民心里有一杆秤，赤脚医生们怎么样他们最清楚。

是，城里的医院好、城里的大夫强，可是他们能去的了城里吗？去了能找得到医院吗？找到医院能看得起病吗？

山珍海味再好，可是吃不上；自家的麸子再糙，却能填饱肚子！

更何况赤脚医生们是农民自己养起来的医生，服务态度好，治疗及时，甚至可以欠账，领袖让农民在整个历史上第一次能够有病就能看得上、看得起了。

这是很了不起的！

如今老同志们提起领袖同志的指示，依然很激动、很感动。

之前下针的医生叫周学医，他是第一批赤脚医生，年纪相对大一些，55岁，当时他去学习的时候就已经三十多岁。

周学医向众人说道：“我为什么起这个名字？15岁那年，我15，当时是42年，中原大饥荒，咱们外岛也饥荒，中原没有粮食，咱们哪有粮食？”

“人吃的粮食少了，抵抗力不行，我娘就是那年感染伤寒不治去世的，34岁的人啊，就感染个感冒，没命了！”

“就在母亲去世5天后，我11岁的弟弟又感染了风寒。至今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弟弟当时吃不下东西了，瘦到皮包骨头，然后没医生、没药，生病没几天便不省人事。”

“附近乡亲你一块、我两块地捐出了150块法币的救命钱——当时花的还是旧社会的法币，然后把我弟弟抬到了现在的县医院来治疗，可来的晚了，两天后还是去世了！”

“就十来天的时间，我家两条人命、两条人命没了！只是个风寒感冒，你说一个家就破了！那时候我跪在我娘我弟的坟前发誓，以后一定当医生，为老乡治病、报恩！”

回忆着旧社会的苦日子，老大夫眼睛含着泪水：

“所以后来国家说，要让一部分愿意学习的贫下中农学医，我就改名叫周学医，跟我们大队说，我要去学医，回来给咱们社员看病。”

“当时大队长还是我们队里的周子民，他知道我家情况，就向上级单位推举我，我来县里学了半年、又去市里医学院学了半年，后来一直干赤脚医生干到现在！”

大家伙听的唏嘘不已，说起来都有一段伤心往事。

提起旧社会，这些人是恨的咬牙切齿。

当时像外岛的贫苦渔民确实活的没有个人样。

王忆问道：“旧社会时期，那时候钱很乱是吧？”

一个医生立马说：“那可不是乱怎么了？这事我记得清楚，37年的时候我刚出生，那年我爹用100法币买了两头大牛想要专门给人耕田。”

“但当时人们花不起钱雇牛，两年后卖出一头吧，一头大牛就卖了100法币，再过一年到40年仅仅只能买到一头小牛，再过一年买不到牛了，只能买到一头猪，哈哈！”

“到了43年，只能买一只母鸡，而在46年呢？一百块只能买到一个鸡蛋！”

其他人补充道：“从45年开始，明明小鬼子都投降了，咱们不是该过上好日子了吗？打跑侵略者了呀！”

“结果并没有，反而更差了，就说这个47年，你在沪都100法币只能买到一个煤球，买一根油条要三四百块，到了48年更有意思了，100法币只能买到四粒大米！”

有老医生伸出四根手指给他们看，笑的满脸悲哀：“四颗大米呀！四大